东林党‍‍

【资料图】

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翻译为“党派”的“党”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诸如“派系”、“宗派”或“帮伙”一类的词。成员的身份没有固定的标准：开始时，“党人”从他们的敌人得到这个称号。东林书院的主要人物始终包括在这个集团内，但是这个党从来没有一种排他的成员资格。因为朋党之争在发展，任何知名人物仅仅由于他政治上的同感乃至他的社会联系，就能取得成员资格，有时是在死后。最后，这个称号终于被看作一种光荣的标记。

作为一个集团，东林党人以他们坚持儒家正统和他们严格遵守真正的道德行为而闻名。当张居正谋求义务性质的服丧期的一个例外时，他在他们的眼中被评定为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在他们看来，万历皇帝对他长子的偏见（这种偏见导致他偏袒他的第三子继位）也是不合乎道德，不合乎礼仪的。他们不能说服皇帝同意他们的看法，便支持那些敢于在这个问题上毫无顾忌地表示意见的人，并以很深的猜疑看待那些有矛盾心理的人。这种态度有时简直成了深仇大恨的挑剔。

开创东林运动的人是地位低下的年轻官员们。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以这种身份公然反对皇帝的权威，并因这种反对遭受酷烈的惩罚而赢得了正直的名声。快到明末时，在押的和被放逐的东林支持者比在职的多。因为他们把个人品德置于其他一切事物之上，他们也就容易因个人的行为而出名。作为一个集团，他们逐渐在攻击下互相援助，并在任职时采取一致行动清洗官僚机构中的他们的敌人。由于这个缘故，对有些人来说，他们显得好争论和起破坏性作用。张居正预料到他们的敌对行动，于1579年2月17日发布命令关闭所有私人书院。万历皇帝本人对东林党人强烈反感。当东林支持者的朋友上疏皇帝为他们辩护时，他照例将给予他们的不重的惩罚改成较重的惩罚。皇帝一点也不了解，他自己感情上的憎恶有助于激起这场运动的狂潮，而不是使它平息下去。

东林运动的成员有一种共同的思想上的假定：一个学者-官员真正的毕生事业是修养他的品性。简洁地表现这种观点的《大学》的教导，在个人道德和公共道德之间没有做出区分。自我修养始于自心，扩大到家庭，然后到社会交往，最后到公共事业。这种生活方式由高攀龙（1562—1626年）作出了最好的范例。在禅宗式的顿悟中找到一种个人自由（如许多著名的明代新儒家那样）之后，高从未期待一种平静的退隐生活。几十年中无论在职或去职，他始终都深深地卷入了北京的朝廷政治斗争中。东林党人在被放逐中从来没有想组织一个“忠君的反对党”。正是他们被迫去职的事实意味着邪恶势力在进行统治，他们必须想办法通过谋略和发表议论以“救正”局势和恢复职位。这种不实际的态度使他们不能被叫做“自由主义者”（他们有时被贴以这样的标签），当然，他们也不是革命者。

尽管对政府机构中的合乎道德的行为的宣扬代替了任何特定的政治原理本身，东林运动在比较实际的一些问题上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东林的代言人有力地说出了关于内阁机构中“擅权”的担扰。徐阶和高拱的不法行为以及张居正的失败无疑加强了这种确信。为了抵消内阁的权势，他们维护科道人员的独立性，科道人员能够抑制政府中的编撰-教育人员的势力和吏部的自主权，并对太监的活动限制在宫廷范围进行检查。从他们的观点看，这些制约的实现将意味着一种“清明”之治，比较接近于王朝建立时所树立的榜样。

这些改革的方案并不图谋改进帝国行政的体制或改变其权力的结构；它们完全是以道德的考虑为基础。新近的经验使他们确信，以集权机构（如张居正当政时的内阁）的命令为基础的行政管理，没有以牺牲正直的人为代价而使无节操的投机分子得利的卑劣的个人行为，是不能实现的。

他们向往一种组织上松散的政府（具有向皇帝直接报告的各自独立的各种机关，并具有独立的报告途径），有时达到了不切实际的程度。1583年，后来都和东林发生了联系的魏允贞和李三才，冒着触怒皇帝的风险争论说，应当规定大学士们的儿子没有资格参加文官考试。这个建议的两个发起人想使内阁这个机构减少吸引力而降低其权势。10年以后，东林运动的主要创始人顾宪成（1550—1612年），作为吏部的高级官员，成功地阻挠了任命一个翰林学士来领导他自己的部，理由是，所有大学士已是翰林成员，由这样一个排他的内廷集团控制外廷的一些主要职位将有损于健全的政府的利益。

东林党人保持一种组织相对松散的文职官僚等级制度的倾向，对现代的读者来说是不易看出的。了解这一点的关键在于这样的事实：16世纪晚期，帝国的官僚机构已经用尽它的技术能量通过系统的、有条不紊的方法以解决行政问题。它对太大的领土和太多的人民负有责任；它的活动太程式化，也太表面。此外，东林支持者抵制任何基本制度上的或财政上的改革观点：他们认为技术性的解决办法过去不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因为他们偏爱行政改革的空想，他们的运动在体制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倒退了一大步，是从高拱和张居正所采取的立场的重大的退却。

但是在16世纪晚期，正统的儒家道德价值具有的吸引力比我们可能或乐意了解的要大得多。在注重实行方面，它们弥补了体制上的缺陷。孔子本人曾经详细阐明这样的原则，一个有修养的君子应当为了仁爱随时准备献出生命。孟子曾经要求个人放弃自身利益以服从公共福利。经史中不懈地提出的、农村塾师和更高层次的学官不断重复的对于自我牺牲和坚毅的号召，被这些正统的儒家认为提供了令人畏惧的蓄积起来的精神力量，比任何体制的或正在使用的力量都强。热心公益的精神，当其由承担了领导任务的学者-官员的核心指导时，就会做出惊人的成就。它保证黄河溃决的堤堰将被修复，边境游牧部落的入侵将被击退，无论有无所需的人力和财政资源。在皇帝面前苦谏的官员们的拚死的正直，是明代所特有的，表明了对人生目的的同样理想化了的态度。宋代的新儒家学者已经解释过，所有这种道德上的训导和实践都和他们所认为的天理是一致的。赴义所隐含的吸引力满足了那些东林追随者，他们喜欢这个在失败和挫折的时代不公正地被迫害的高尚的运动。

此外，儒家对亲属关系和家长权威的崇敬已被吸收进法典，把明代的国家和社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东林支持者对这些原则的紧密依附，带来了这样的希望：统治方式的实践和理论彼此可能更接近一些——这种一致是张居正执政以来所缺少的。地方政府直到这时是作为间接的、防范性的管理机构而发挥作用。农村精英在引导未受教育的群众在社会习俗的范围内谋生方面，其有效性对于这种最低限度的管理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样一种体制下，技术的效力是不相干的；法律和命令必须置根于男人的无上权威、对长者的尊敬，以及对社会差别的严格遵守。整个行政机构都建立在这些前提上。当中央政府将其重点转移到征税和刑事诉讼时，它造成了一种不能再被简单地叫做儒家和法家之间的学术争论的局面；倒不如说是，上层建筑以一种下部基础不能跟上的方式重新认定它的活动方向。农村村社从来不能提供所需人员和专门技术的支持来实现像张居正当政时所宣布的那种改革。

张试图严格管理帝国的徒劳无益，东林领袖们甚至在他们把注意力转向道德和精神问题之前已经预见到。1581年，当仍在张的管理之下时，户部尚书张学颜曾上呈皇帝《万历会计录》，这是到那为止关于帝国资源的最全面的会计概要，编辑这部概要占用了14个工作人员，费时两年多。可是它表明，承认了很多有所改变的财务单位和特殊的会计手续，暴露出可悲的现实，即整个帝国普遍存在的差异决不可能全部并入一种统一的管理制度。这一著作的编辑者中有顾宪成、赵南星和李三才，他们当时都是户部资历不深的成员，但后来都是著名的东林党人。在他们生涯的这样一个早期阶段曾被给予这样一个少有的观察高层管理的机会，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们在后来的年代里行事如此不同。看来他们似乎已经确信，通过抽象的道德劝勉比依靠所有层次上的查账，更能符合帝国的利益。①

从1953年京察到东林书院的建立

研究这段时期的学者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因为这个范围的原始资料都偏向东林集团。道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同时代作者的观察力，以致他们的记述变成了为各自的目的而利用事实和争端的评论、辩解和攻击。在这些记述中能够发现某些错误和矛盾。例如，《实录》无疑认定万历皇帝大约在1587年之前曾试图实施他的个人统治；朝廷那时做出的重大决定都出自他自己，包括贬谪未来的东林创始人顾宪成在内。但是《明史》却明确地谴责申时行干了这件事。据说这位大学士让他个人的好恶支配朝廷的选择。

把个人道德等同于行政才能的习惯，由于过分强调官吏的品性而流行开来。赞成这种看法的较早的历史学家们，倾向于把那些比关心道德的纯洁性更关心政府正常发挥作用的人评述为品格低下，乃至邪恶和无耻。大学士王锡爵当他断言后来成为东林集团一个最受尊崇的领导人邹元标是“朴愿书生，无他奇略”时，无疑损害了他在道德方面的名声。①同样，给事中刘道隆（1586年前后）不能洗清他那谄媚者的形象，因为他讥讽地评论说，靠反对首辅（张居正）可以博得盛名和令誉；靠拥护他，即使他说的只是不加渲染的实情，也会赢得不朽的恶名。①

当东林运动的成员决意卷入朝廷的人员考核过程时，他们明显地暴露了他们运动的狭隘而有偏见的性质。他们只希望除去那些在他们心目中品性有缺陷的官员。张居正早已利用考核过程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1557年，由于他没有为他的父亲服丧，面临朝中有组织的反对，他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在常例六年一次检查之外进行一次额外的人员专核。结果，51名官员被解除职务。预定的下一次考核于1581年进行，以京师的264名官员和南京的67名官员降级或免职而结束。这两次清洗据说引起了许多朝臣的对抗。

1587年，当首辅申时行应当进行张居正去位后的第一次考核时，他进行得很谨慎。在他的指导下，只有33名进士被降级或免职，同时没有一人属于吏部、翰林院或科道机构——通常引起党派性争论的三个部门。但是在编制了名单以后，科道官员还是按传统被给予权力在考察拾遗名目下提出另外的批评案件。这时他们乘机要求曾和张居正保持密切关系的工部尚书何起鸣去职。批评显然是党派性的。皇帝被激怒，因为他只在一个月前委任何这个职务。因此，当何从行政机构被罢免时，都御史也被命令退职。四个对这起诉讼负有责任的御史被调任地方职务。

两个给事中以御史职务的豁免权利受到侵犯为理由上疏皇帝，表面上为御史说话，实际上却提出各自的抗议。皇帝的诏书反过来在短期停俸之外又给予他们每一人以申斥。没有卷入考核过程的吏部司官顾宪成，由于进一步为御史们和都御史辩护向皇帝上疏而出了名。万历皇帝很烦恼，召来三个大学士面谈。商谈以后，顾在调任地方职务以前被贬三级。这一事件实际上标志了最高的制度上的权力和威信斗争中的一个僵局。当皇帝和官僚们双方各自维护其权力——给予惩罚的皇权和御史弹劾的职权——时，并不存在能够阻止这种带来消极影响的有害论争的制度化了的机制。

六年以后，在1593年的考核期间，这种冲突以更激烈的程度再次开始。到了这时，内阁直接受到了牵连；而当骚动平静下来时，东林党人的命运也是如此，因为1593年的检查过程被利用来消除内阁在人事安排上的影响。这一过程计划得很好。当吏部尚书孙■负责时，他的主要助手正是顾宪成，他在六年期间设法从放逐中回到了吏部考功员外郎的职位。此外，考功郎中是顾的亲密的老友赵南星。为了突出这次检查公正无私，孙■指定免去他自己侄子的职务。考功郎中赵南星也牺牲了因婚姻关系而和他有联系的一个给事中。但是名单中指定从行政机构中免职的官员大多是那些与大学士们保持关系的人，包括次辅赵志皋的兄弟。

这份名单有一个深一层的目的。1593年早期，王锡爵刚被召回，成为首辅。在他到达时，皇帝向他透露，他打算同等地授予他的三个儿子以王的称号。王锡爵相信任何情况也要比继位问题上的僵局好，不适当地表示愿意接受这一安排，虽然他强调必须加上一个正式的声明：指导皇位继承的长子继承原则不因这一行动而受到损害。这受到皇帝和王锡爵的同僚们的拒绝。皇帝撤回了提议。在此期间，朝臣推测王锡爵一定是把这一新的职位当作一种贿赂来接受的；同时授予三个皇子以王的称号被看作一种巧妙的摒弃长子资格的办法。于是在舆论反对他的同时，他的追随者的免职此刻便意味着，既可作为对皇帝的抗议，也可作为对王锡爵的警告。

王锡爵不能完全改变考核过程，要安排或指导这一过程，他自己回朝太晚。但是没有什么能阻止他进行报复。据说他曾策划考察拾遗调查。吏部的确曾把对三个官员提出的批评搁置起来，他们和考核官们接近。当这个案件重新提出时，吏部的答复只能使情况更加恶化。当都御史为考核官们进行调解时，皇帝在他的奏疏上写道，这三个被批评的官员，和考功郎中赵南星一道，都应免职。几个中、低级朝臣针对皇帝裁决的规谏使规谏者遭到了贬黜。他们当中有些是江苏太湖周围地区的人，包括顾宪成的兄弟顾允成。所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东林书院的共同创立者。

顾宪成本人经受住了这次争论。他于1594年由于另外的原因被免去行政机构的职务，并再也没有担任官职。高攀龙（一个低级官员，他后来终于成为东林书院的领袖）也因这个争端而被降级。高与赵南星和顾宪成都接近，又是顾的家乡无锡人，他于1593年晚期返回京师。他立即为他的朋友的案件辩解。他被贬到一个县政府的添注典史的职位上，在他返回家乡参加东林集团之前，在这个职位上供职三个月。在顾宪成于1612年去世后，他成为东林书院的山长。

这样，在1594年夏季之前，所有具有这个运动的特点的要素都已经显露出来：可能的成员，领导人物，蔑视迫害的高尚理想和思想论战的才干。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为学者的聚集提供了极好的环境。有几个上面提到的人物出身于富裕家庭。他们无疑并不缺少敬慕者和赞助者。原始资料除了提到顾宪成在他被迫退职的第一年病重以外，从没有清楚地解释为什么他们在建立这个书院之前等待了10年。但是官方记载表明，1594年早期一份报告引起了皇帝的警惕，报告说：“江南豪荡之子暗相号召，包藏祸心。”①似乎这种公开的攻击足以威胁顾和他的支持者，使他们延缓他们的更大的计划。

同时，北京的领导能力继续降低。1593年以后，中低级官职的委派由掣签决定。高级职位（包括内阁）的补缺人选通常是在朝廷上由公开推荐决定，实际上是要出席外廷的最高机构九卿会议的每一个人提名一人来决定。皇帝然后从他们的名单中挑选一人。由于那些对行政自主叫得最凶的鼓动者已经离开朝廷，1599年的人员考核没有引起任何严重的派系争论便结束了。但是由于继位顺序未定和被贬谪的东林支持者集团势不两立，那种坏人在北京当权的确信并没有减弱。相反，当万历皇帝派遣太监到各地当税监时这种确信增强了。

1604年东林书院的建立标志了朝廷上持续很久的权力斗争的另一个阶段，这种权力斗争其组织者从未放弃。这种权力斗争还集中注意力于根本不同的一些地方的讲学团体，在此期间，这些团体已经吸引了顾宪成等人。所有长江下游地区的学者都被邀请的三天集会标志了东林书院的建立。这次集会采纳了支持儒家正统的政纲。集会的学者按协议保证通过修养、正直的生活和正确的研究支持这个政纲。他们没有虚伪地说他们论及的问题与政治无关；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救世。因为书院的创立人被赶出帝国朝廷以来已经过去了10年，这次集会这时没有被看作是颠覆性的。事实上，知县和当地知府以公款资助了书院房屋的建造。后来巡抚还莅临了一次这样的集会。

这个书院事实上起学术机构的作用，但它也充当公开的讲坛。每月为期三天的讲会吸引了广大地区感兴趣的学者们。此外，顾宪成在附属的学校中经常讲课。年度的集会通常在秋季举行，其记录是公开的。哲学方面的讲演很少不触及当时的事件。顾作为主要的讲演者，习惯于评介个别官员的品性。他在北京朝廷的年青官员中尤其有影响。回顾起来，20年以后对领导书院的人物的控告并不意外。顾宪成和他的友人们进行的直率而公开的批评，对于皇帝和他的顾问们的确是难以忍受的。

政治斗争中的东林

直到万历统治时期结束，没有与东林书院有联系的主要人物曾经重新进入政府机关。1608年曾提出给予顾宪成一个在南京的荣誉职务，他拒绝了。但是在多年讲学和写作之后，他已在政府中聚集了一批支持者。他们和其他支持者一道被看作东林党人，即使他们和书院没有直接联系。他们终于和反东林的势力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斗争。

斗争于1605年从一次关于人员考核结果的小对抗开始。首辅沈一贯是独立自主的，但独立自主还不足以公然反抗皇帝至于东林党人所希望的程度。因此，他被认为是一个敌人。这次考核由吏部侍郎杨时乔和都御史温纯掌握，两人都是东林支持者。温与沈一贯由于以前的一次争吵尤其有矛盾。①考核者们的不公开的会议提出了记载上最苛刻的一系列建议：207名京师官员和73名南京官员被免职和降级。此外，这份名单包括几名对沈一贯很好的御史和给事中。皇帝知道这次考核的实质，把报告留在宫中，不肯加盖他的印鉴予以发布，因而违反了这种考核自动地得到正式认可的王朝的传统。为了减轻被批评官员中的两人的压力，一份皇帝的诏书明确要求他们继续工作。

抗议连同控告和反控告（其中有些反对考核者们），开始塞满官方渠道。这次争论从冬末拖延到夏季。凑巧6月的一个落雷击倒了天坛的旗杆。这个兆头迫使一些官员辞职。接着全部京官开始提出他们的辞呈，使帝国行政陷于瘫痪。经过大量争论以后，决定曾被控告不公正的都御史应当退职。在争论中讲话最大胆的两个官员被允许“引疾归”，而不是被免职。名单上的其他人照考核建议的那样予以处理。最后，使得沈一贯的地位很难维持，以致他在下一年被迫辞职。

这向东林党人表明，他们控制了朝廷中相当多的反对势力。但是他们要找到一个领导中央行政机构的人却有困难。1610年，他们似乎发现李三才是这样一个人。李任淮安巡抚超过13年，是顾宪成的密友。他对待中使们的态度使他赢得了无畏的名声。他慷慨地花钱，在很多地方结交了朋友。最初认为可以给他推荐一个内阁中的职务。如果被任命，他将是长时期以来第一个非翰林成员的大学士。这种前景对早期的东林组织者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他们自己不是翰林成员，看到那种独占被打破会感到高兴。但是当李的候选提名不得不被搁置时，又提议使他成为都御史，或者可以考虑他当辽东总督。辽东军事上的成就无疑将提高他的威望，使他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晋级候选人。反东林集团并非没有看出这一着给他们造成的威胁。他们揭露李和顾宪成的联系来强调使帝国朝廷被一个贬黜的官员遥控的危险。东林党首次被叫做朝廷政治斗争中的一种恶势力。同时，李三才财务上的廉正也成了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突然提出了12条奸诈和贪污的罪状来反对他，其中之一具体指明了他曾接受的贵重财物，并指出了赠送人的名字。李三才陷入窘境，呈上辞呈，被政治争吵弄得厌烦了的皇帝没有回复。李未经批准便放弃了职务。

另外一个可能的大学士候选人王图受到两个集团的奉承。

1606年，王的地位特别重要。作为吏部侍郎并主持翰林院，他取得了反东林的政府编撰-教育部门的支持，也取得了吏部尚书孙丕扬的信任。后一关系在六年一次的人员考核再次到期的这个时候特别重要；孙尚书年近80，不能指望他照管所有琐碎事情。①

事实表明，王图耍了两面派手法。他赞成东林集团，可是他没有拒绝这时以宣城汤宾尹和昆山顾天埈为首的那些反东林集团的建议。汤刚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而顾新近免去了他的喻德的头衔。两人因此在政府编撰-教育部门内有相当多的支持者。他们还将科道人员集合成叫做宣-昆党的集团，这是按照这两个首领的故乡命名的。

不管是否由于王图的策动，1611年的考核给了这两个反东林集团致命的打击。皇帝再次看出这次考核的实质，不肯公布考核的报告，并再次将它们留在宫中以达到搁置提案的目的。但是1611年这次考核有一个罕有的特点：报告附有一份访单，具体说明了七个被批评著名人物的声名狼藉的个人品格，打头的是汤宾尹。皇帝扣下这份报告，但其内容泄漏了出去。更糟的是，不太克制地宣扬被批评者的家丑的伪造弹章这时在京报上披露。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不得不公布这一考核报告。名单中打头的汤宾尹被控“不谨”，顾天埈被控“无行”。两人都被列入行政机构停用的名单。

可是1611年考核的结果王图不是没受损伤。他在考察拾遗中受到了批评，因为他的当知县的儿子从事不法的财政事务。由于这个原因，据说王图不宜委以要职。他自己和著名的东林党人李三才的关系也被揭露。但是，王随后的辞呈却被皇帝再三拒绝。他没有再任职，一年以后才被允许“引疾归”。他的离职使东林党人在万历统治时期可能获得高级职务的任何希望成为泡影。此外，虽然孙丕扬主持的北京的考核一般被认为有利于东林党人，南都南京的同一事项却不这样。南京考核中被免职的官员大部分是东林党人。

事实上，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为1611年以后朝廷仍然进一步渐渐趋于瘫痪。两年以后，方从哲就任首辅，他担任这个职务（大部分时间没有副手）直到万历皇帝于1620年去世。他一般被认为是一个优柔寡断的官僚。皇帝对论战性的奏疏无意作出任何反应，在高级职位出缺时这时又习惯于让它们空缺。官僚机构的减员因科道部门的作用而扩大。御史报告中提到的人写出他们的辞呈，屈从于这种文件，未经批准便离开了职务，这类现象已经变得很常见。御史和给事中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权力，形成了几个地方性的集团，被叫做齐（山东）党、浙（浙江）党和楚（湖广）党，这三个党有反东林的共同倾向。1617年的人员考核大体上反映了这种倾向，这种倾向有时波及停用名单上的官员们。

① 关于鄂尔多斯军事行动的更充分的说明，见阿瑟·N.沃尔德伦：《鄂尔多斯的收复：明代的一次战略争论》[530]。学位论文，哈佛，1981年。① 对这个时期财政管理问题的全面讨论，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英国，1974年），第44—81页。

① 15世纪期间每石米用银两计算的平均价格在0.4至0.5两之间。在16世纪前半叶，平均价格稍有提高，约为每石0.6两，但高低米价的涨落远远超过以前的记录。许多地区这个时期的价格一般不很稳定。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421]（1954年；重印，上海，1958年），第495—502页。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总的基本情况以及文献的讨论，见苏均炜：《16世纪明代中国的日本海盗》[474]（东兰辛，密歇根，1975年）。

① 参见本章前文《关于大礼的争论》。

① 参见本章前文《鄂尔多斯的军事行动》、《严嵩掌权》。

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

东林运动只实现了一个政治目标。它彻底阻挠了万历皇帝改变继位顺序的企图。这证明皇帝没有他的官僚们的同意，决不可能改变他们认为的王朝的根本法则。在职或被贬谪的对立的领袖们能够给皇帝，或者在做不到时，给他的主要顾问首辅，再做不到时，给下一级的官僚们施加压力。科道部门是朝廷反应灵敏的机构，掌握大部分的信息。许多批评和弹劾与这个根本的冲突有关；寻求个人满足或报复也能包括在这一冲突内。如果东林集团没有积极卷入这场权力斗争，定期人员考核所揭示的重要人物的不端行为决不可能暴露。

上述政治结构似乎有可能将君主专制政体改变成某种形式的提供参加机会的议会的政体。非常明显，在16世纪晚期，皇权没有保持一支它自己的军队；也没有由之获得经济实力的坚实的土地基础。这个王朝创建者们的军事征服者的作用已经消失于幕后；皇帝现在仍然是皇帝，只是因为所有文官承认他是皇帝。文职官僚也经历了变化。表面上，文职官僚是通过公开的竞争考试被吸收进行政机构的。可是作为一个集团，它在很大程度上最终代表帝国的中上层地主。这些因素，连同有地方精英支持的东林领导人这时已在帝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建立一个联系基地这一事实，使得一些学者把这个运动和西方世界大约同一时期民主和代议制政体的兴起同等看待。

但是形式的类似决不能掩盖实质的不同。在西方，形成民主的中心从来没有和财产权的概念分离，财产权是可以流通的，可以分割的，可以让与的，还有可能提交法院审理。东林党人鼓吹他们所认为的道德问题；按照他们的新儒家解释，道德问题等于天理。他们和皇帝相持不下，因为万历皇帝天生是上天（宇宙秩序）的代理人，不过，他改变继位顺序的企图，根据他们的意见，将打乱万物的根本自然秩序。按照他们的观点，这是一场伦理的，而不是一场制度上或法制上的斗争。

经济确是加入了总的斗争；但在道德的绝对权力面前，分散而难以划分的经济利益不够重要。万历皇帝能够反对公众利益而保留他的税监矿监，却不能够在他更改继位顺序的努力方面成功，这表明了这些问题的相对重要性。同样，尽管李三才因遏制那些税矿使而赢得了声望，但他从来没有获得足够的党派性的影响来和顾宪成、赵南星以及邹元标相比，他们通过道德上的争论树立了他们的社会形象。这场斗争的道德气氛由于人员考核过程而进一步增强。由于这一过程而被免职的所有东林或反东林的主要人物，都被想方设法地贴上不道德和没有节操的标签；没有一人被说成在职务的本分方面不够坚毅或缺乏专门技能。

按照社会学家的看法，所有这些观点都可以看作农业社会的特征。主张人类行为的复杂情况可以分为绝对好和彻底坏两种道德上的典型，这反映了官僚政治中缺乏结构上的深度，官僚政治是以它所统治的村社的准则为模型。（换句话说，也就是上层建筑仿效下部基础的结构。）这种官僚政治不能更精密地管理它自己的成员，不懂得掌握任何类似立法的权力以制定可以调节背道而驰的经济利益的法律，而对参与关于法律的议会式辩论的权利听之任之。东林运动决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反之，如果这时能够改变这种状况，这个运动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路线。任何变更都可能等于采用一种新结构的推理方法。相反，这个运动只是捞取从个人道德的没有变化的修辞水槽中汲取来的抗辩的论战术。

这种统治类型的保持产生了特殊的社会性后果，这种社会性后果反过来又反作用于官员集团，影响他们的行为方式。东林运动演戏似地表现了这种反作用过程。晚明的上层阶级职业上的出路很少。没有证据表明，国家经济已变得多样化，足以诱使最好的人材去经商，和以可观的资力去积累财富。另一方面，汤显祖作为剧作家，冯梦龙作为故事作者，吴承恩作为小说家，王世贞作为散文作者，李贽作为独立不羁的思想家，以及董其昌作为画家和书法家所表现的一切富有创造力的独特性，和他们作为职业官僚的“正常”经历无关，都得到了发展。在政府任职，就受过教育的精英的抱负来说，仍然是唯一的出路。（注意到这批富有创造力的人物并不置身于论争之外，也是饶有兴趣的：汤显祖被看成东林成员，董其昌被看成东林分子，而李贽受到了东林的指责。）

在文职官僚机构这个巨大的文人-官员汇集的部门内，由他们著作中无数次提到的他们闲暇生活的范围看，未加利用的精力其总量一定是相当大的；这在袁宏道的著作中尤其明显。在张居正以后，大部分官僚再次处于没有多少事可做的状态。他们很少有机会通过行政机构的经历获得成就和声誉。

这样，虽然有些政府官员认真地担任他们的职务，其他的人通过了文官考试，便以冷淡和不够关心的态度从事他们的职业。可是仍然热切地追求社会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给予受迫害者的褒扬有其不平常的吸引力量。

和这种才能的浪费一道，存在没有投资的财富。出售珍品如象牙和犀牛角的过高价格，以及铸造用具和埋在地下的贵金属（同时代的人常常报导的一种现象）的总量，作为例子证明了资金可能被冻结而不能产生经济价值的习俗。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便产生了一个过于讲究的、虚饰的时代，这可以从有些学者在他们自己身上挥霍他们的财富的方式略窥一斑。在那个时代，一锭珍贵的墨在价值上可能超过一个农民家庭一年的收入。一个富裕人家庆贺生日可能延续10天，有从远方来的客人；简单的祝贺短文变成了冗长的精巧的歌颂文章。同时，乡绅们让他们的轿子为随从所环绕；捐得官阶的人在他们的住宅前竖立旗竿。换句话说，当社会不能引导它的成员面向目标时，他们便转而面向身份地位。历史上的正直的知名之士被给予最高一等的地位。这种名声，如果持续不替，不但比纪念有德之士而建立的石碑更长久，而且保证这种荣誉能伴随一个家庭几代人之久。

皇帝的悲剧是他为东林运动提供了制度上的根据。如果没有关于继位的事端和关于矿税使的争论，①党人持续他们几十年的斗争可能是有困难的。碰巧，小问题和小事件纠缠进了关于继位问题的普遍争论的更大框架；继位问题的争论由于与皇帝政策的可疑的和隐含的联系，在帝国的政治词藻中被叫作关于“国本”的争论。下述表面上不足道、但对东林运动的历史却很紧要的一些事例，能够说明问题。

1603年，还在东林书院建立以前，楚王（年长的皇帝的族人，受封于楚的王朝创建者的第六子的直系后代）被30个男亲属对他的继承权利提出异议。他的合法性受到怀疑；甚至据说，被说成是他父亲的前一位王长期无性交能力。尽管这事发生在这位父亲去世32年之后，并在批准这位王的爵位25年之后，署礼部尚书郭正域仍然请求公开查勘。想把这一案件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的首辅沈一贯，主张调查应秘密进行。正巧郭以前是太子的主要讲官，他的同事们公认他是顺序地继承帝位的主要维护者。他还公开声言反对派遣矿税中使。另一方面，沈一贯被认为是皇帝的一个工具。这个涉及楚王合法性的案件就这样无意中导致了朝廷上所谓好人与恶势力的冲突。

在郭的坚持下，省的官员们进行了公开调查。证据大体上有利于楚王。但是，郭再次请求皇帝让证据在最高级的朝廷官员中传阅，以便详细调查他们的意见。这一请求被接受，37个领导官僚提出了他们各自的意见。这些意见不但彼此矛盾，而且有时包含了自相矛盾的和躲躲闪闪的陈述，透露出派性的考虑妨害了他们对于在其他情况下应是一个技术性问题的思考。按照礼部另一个侍郎（他在这期间受命接过了郭正域的职责）的建议行事的万历皇帝这时赞同楚王的合法性，并宣告这个案件结束。

这事刚一发生，皇帝就因弹劾过多而不胜其扰。支持沈一贯的科道官员们没有耽误时间。他们声称，郭正域为了报私怨，曾和一个不满的皇帝的族人勾结。郭以控告首辅欺骗进行反击。沈一贯和另一个礼部侍郎据说曾压制反对意见。郭更进一步，揭发说，当这个案子还悬而未决时，楚王的一个代理人曾和他本人接洽，愿出10000两银子以换取有利的裁决，但他拒绝了。他暗示，楚王很可能以高得多的代价取得了他的合法性。万历皇帝对这样的争论很厌恶，对它们置若罔闻。当皇帝对这些弹章不作回答时，官僚们之间的控告和反控告逐渐使整个朝廷卷入了这个案件。其中，户部尚书和国子监祭酒因他们的意见有利于楚王的合法性而受到攻击。但是都御史和次辅支持郭正域。划出了派系界线。

最后皇帝接受了郭的辞职，显然希望这样做可以结束这个案子。但是它对皇帝继位问题的含意是所有人都清楚的，这个事件也没有就此结束。到这位前礼部侍郎已整装离京时，北京的街头发现了一种神秘的小册子，有的被投入一些高级官员的门内。这一印刷品宣告，一个废黜当今太子、以皇帝的第三个儿子取代他的阴谋正在进行中。它接着说，如果这个阴谋成功，大约有12个武官和文官将受到奖赏，他们的姓名列成了清单。然后它预言，最高的功勋无疑属于像首辅沈一贯那样的人。

看到这一印刷品，皇帝被激怒了。厂卫逮捕了几个嫌疑犯，但嫌疑集中于郭正域。一个给事中上疏皇帝，他把郭对楚王案件的处理和这一煽动性的印刷品联系了起来。但是，郭的朋友们怀疑，他是遭到了沈一贯的党羽的陷害。最后，两方的嫌疑都消除了。一个和官员集团没有关系的朝廷随从被定了印刷小册子的罪，并被处死。但这个案件拖延了六个月，提醒每一个人，有一个支持皇帝和首辅的党派，还有一个支持太子的党派。他们相互之间的仇恨和猜疑是强烈的。最细小的偶发事件，不管怎样无足轻重或并不相干，都可能在任何时候逐步升级为重大的对抗。

1603至1604年的事件只和东林党人沾点边。在搜查神秘小册子的作者时，有一个叫于玉立的人牵连进了这个案件。他的书信被发现为一个嫌疑犯所持有。于玉立是刑部的外郎，随后被免除了行政机构中的职务。他后来在京师和东林党人的一些组织者保持密切的联系。

这些事件，不管它们显得多么琐细，却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它们影响了随后例行的文官考核的结果和做法。1605年的人员考核是在关于楚王的合法性的争论和小册子引起的骚乱之后不久到来的。主持这一事项的官员正是都御史温纯，①他曾是侍郎郭正域的后盾，和大学士沈一贯意见不合。在考核期间他指名免职的主要人物大多数是在上述两起事件中颇为沈一贯尽力的科道人员。另外一个人以不同的方式成了这一连串事件的牺牲品。礼部侍郎李廷机曾建议万历皇帝承认楚王的合法性，自此以后被东林党人看做不受欢迎的人。他最后面对正在增长的反对，只好推卸了首辅职位。他反东林的态度是明显的，因为他偏袒沈一贯。①

万历皇帝在处理这两起事件时，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做得很好。他能自由使用的权力很少，在涉及楚王的事件中，他允许朝臣们说话，但一旦作了决定便拒绝重新讨论这一案件。在处理神秘小册子时，他一再嘱咐涉及的高级官员们保持镇静。在派厂卫去逮捕搞阴谋的人时，他避免使这一案件损害那些嫌疑犯。由于京师被小册子中的说法所震动，他把太子叫来面谈，有宫里一些太监在场的他们的谈话，被送交内阁的机关公布。不过，尽管有这一切骚乱，他并没有通过选定太子来解决继位争端，因而没有消除侵扰外廷的猜疑的根本原因。

当小册子最初在北京街头发现时，他已授予福王称号的他的第三个儿子，将近18岁。已经持续了两个世纪的王朝惯例要求他离开北京，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住。但是皇帝固执地拖延他心爱的儿子的行期。既然皇帝没有实行这个对于保证顺序继位至为重要的惯例，局外人推测皇帝的继承人问题并未最后确定就只能是自然的事情。在此后一些年里，这种猜疑将引起更多不可避免的争论。1614年，在福王28岁时，他才终于离开京师。但下一年发生了“梃击”事件，这一事件被认为是福王支持的党派杀害太子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随着这次据说是暗杀的尝试，东林党人聚集在了太子周围，太子就是未来的泰昌皇帝，他在位只有30天。

在万历皇帝统治期间，东林运动从对道德律的狭隘解释得出它的伦理的优越性。在对张居正不肯请丧假的指责中和在东林党人积极参与关于楚王的合法性的争论中，这是显而易见的。经受了多次考核过程以后，东林党人后来只好把他们权力的基础放在继位问题上。他们希望在太子继承皇位时，在他下面实现他们的政策。当“国本”（继位制）看来真受到威胁时，他们的关心证明是有道理的。①

① 关于更充分的说明，见罗兰·L.希金斯：《明代的海上劫掠和沿海防御，政府对沿海骚乱的反应，1523—1594年》[202]（安阿伯，1981年）。

① 关于地方对这些袭击的反应的详尽研究，见梅里林·菲茨帕特里克：《浙江北部的地方政府与对1553—1556年海盗入侵的反应》[164]，学位论文，国立澳大利亚大学，1976年。

① 有关双方战术和策略的详细说明，见贺凯：《胡宗宪对徐海的战役，1556年》[266]，载小弗兰克·A.基尔曼和费正清编：《中国的兵法》（坎布里奇，1974年），第273—307页。

① 见威廉·莱特尔·舒尔茨：《马尼拉的西班牙大帆船》[446]（纽约，1939年），第27页。